“企業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中國商業世界正成為時尚話題。正如我們屢屢見到的，一種嚴肅的話題被通俗化，不是其幸運反而可能是其被庸俗化的開端。無論其本身的內涵如何豐富，一個話題一旦成為人們在不明所以中競相談論的話題，或者將與之無關的東西附會其上，那么它不僅不會變成一種普遍的共識，而且可能在被過度談論中迅速變得空洞無趣，直至成為一個人所共知的笑柄。

但真正的危險還不在這里。“企業公民”和“企業社會責任”不是(至少不僅僅是)企業有余錢余物時向公眾示好買好的捐款捐物，不是以“轉移支付”方式巧妙變相的“事件營銷”，更不是問心有愧的企業和商人為洗白自己或包裝自己而進行的“非常投資”。正如老子所言：“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斯惡也。”當“企業公民”和“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被作為一種善行來提倡時，諸多的惡行或與善惡無關的行為很可能“假汝之名而行”。這就是企業公民面臨的真正的危險——成為“偽善”的代名詞，最終讓人們避而遠之。

作為一種商業倫理，企業公民要想成為商業世界普遍的共識，它一定不能作為一種外在的規范來提倡。道德說教只能導致對偽善和對道德的抵觸。只有當企業家意識到企業公民行為與企業家自身的需求和企業日常的經營活動有一種內在的、隱秘的關聯時，企業公民才可能成為企業家們內在的共識。

“敖包”如何建成？

在內蒙古草原上，有一種名叫“敖包”的“建筑”。其實它很難稱得上是“建筑”，因為它看上去不過是一堆石頭而已。事實上，這是蒙古草原上的一種重要的公共基礎設施。在人煙稀少的草原上行走，人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因為草原上除了草還是草，沒有大樹，沒有村落(人們都是逐水草而居)來充當地標。這種狀況與船在大海上航行非常相似。敖包就是蒙古民族在茫茫草原上建成的“燈塔”。

蒙古草原上無數的敖包是如何建起來的呢？我們容易以為是某個權勢巨大的統治者下令建起來的。在如此地廣人稀的土地上，把一個個行蹤不定的游牧部落組織起來進行這樣一個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來，人們自發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種民間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頭(在草原上石頭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氣”，如果你拿著石頭繞著別的石頭走一圈，然后把它與別的石頭放在一起，你就是在為自己增添福氣。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氣盡可能地多，所以當一個人看到一塊石頭時就會撿起來，等看到別的石頭時就把它放在那兒。這種信仰代代相傳，草原上的石頭堆(即敖包)就越來越多，每個敖包也越壘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為各自謀福利的過程中，一個服務于所有人的導航系統在廣袤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蜜蜂的寓言

在敖包是如何建成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轉換邏輯”：每個人出于私心的行為竟然成就了一種公共福利。這個邏輯看似簡單，但人類發現這個邏輯卻很不容易。通常認為，這個邏輯是亞當·斯密發現的。他把這個意想不到的轉換形容為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國富論》中他這樣寫道：“每個個體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個體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所引導，最終達到的結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圖。個體通過追求自身的利益來促進社會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進社會收益時更有效率。” “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

身為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的亞當·斯密試圖回答一個古老的倫理學問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二者之間是傳統所認為的勢不兩立，還是存在著我們未曾察覺的相通相融的關系。斯密認為是后者。人類在道德問題上的傳統焦慮被宣布為庸人自擾，人盡可以放心大膽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擔心“自利”會有損公共利益，相反，只有當個體專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時，一只看不見的手

就會神奇地將個人的追求轉化為社會的利益。“總體收益的結果，有別于創造收益的個體意向。”

 

1776年，被人們稱為工業社會的元年。這一年中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一是斯密出版了《國富論》。前者意味著革命性的生產工具出現，后者為工業社會運行機制(市場和社會分工)奠定了理論基礎。以大機器為生產工具，按照效率最大化的分工原則生產，通過市場交易的現代工商企業出現了。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這本身就是在使社會利益最大化。

這種思想具有革命性意義，但它并非亞當·斯密首創。亞當·斯密是從一個名叫曼德維爾的人那里繼承來的。1720年，曼德維爾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惡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類社會比喻為一個蜂巢：“這些昆蟲生活于斯，宛如人類，微縮地表演人類的一切行為。”在“這個蜜蜂的國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瘋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虛榮、偽善、欺詐、享樂、嫉妒、好色等惡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無遺。令人驚異的是，當每只蜜蜂在瘋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時，整個蜂巢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后來，邪惡的蜜蜂突然覺悟了，向天神要求讓他們變得善良、正直、誠實起來。“主神終于憤怒地發出誓言：使那個抱怨的蜂巢全無欺詐。神實現了誓言……”接著，在整個蜜蜂的王國中，一鎊貶值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無人跡，全國一片蕭條景象。

這就是說，私欲的“惡之花”結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這就是著名的“曼德維爾悖論”。從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驅動的行為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懷來建立一種充滿美德的繁榮社會，那只是一種“浪漫的奇想”，因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個人惡行恰恰是社會繁榮的 能源，離開了這個能源，公共利益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這樣的善之花，都將結出貧困和偽善的惡之果。

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是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和經濟倫理的基本隱喻。其理論主旨是弘揚私欲，相信市場對私人惡行具有神奇的轉化和凈化力量，認定出于道德情懷的行為不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換言之，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與其說是一個“寓言”，不如說是一個 神話，一個關于道德無益、私欲和市場萬能的神話。這個神話被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并成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意識形態。但自問世起，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一直遭到理論上的質疑和事實上的挑戰。具體到商業領域，關于企業是一個純粹為自身賺取利潤的組織，還是一個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的組織，也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