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圖惠及民生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據相關權威人士透露，目前發改委正在就《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果真如此，則如某知名媒體5月底所言“一份從啟動至今長達6年時間、已經6次易稿的《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有望出臺。”變得愈加現實起來。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但分配失衡的問題也日益凸顯。數據顯示，內地基尼系數已激增至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線。據此，不少媒體疾呼：中國必須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說“不”；而粗粗列數下來，筆者也深感變革勢在必行：

　　暴富與赤貧——分配失衡挑戰容忍底線3800萬元的超級豪華跑車在北京車展首日即被神秘買家收入囊中；數百萬元的名表和珠寶銷量節節走高；LV、GUCCI等品牌店里人頭攢動……一邊是出手闊綽的富人群體和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場的名號，一邊卻是2009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攀升至0.48，這意味著各占10%的最高收入人群和最低收人群之收入差距，已經高達20多倍。

　　偏離正常曲線——收入分配差距之巨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人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值為分別為58%、50%；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值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值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3000%，世界平均值為70%.

　　極度失衡——行業、地區、群體之間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與收入無關，大家都在“搶身份”和“搶行業”；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等身份，就等于高收入、高福利、高階層。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以及相類似因素，4月《求是》雜志上刊載溫家寶總理《關于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的幾個問題》文章，指出當前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到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的時候。如果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5月《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領域，中國將提出調整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標、重點和措施；希望能夠推進競爭性行業一線員工工資在5年內實現倍增，并有可能把這一方案寫入‘十二五’規劃。“

　　針對《意見》所謂“競爭性行業一線員工”，筆者在此特別指出，該群體正是目前廣受關注的中小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中長期拿最低工資標準的產業工人。那么，國家的政策與中小企，尤其是這些企業中的低收入群體，會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變革根本：用人觀念之變

　　相對于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小企業的收入分配制度也是其中的組成成員之一，國家收分配制度將通過企業等環節的配合才得以落實，不同的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將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承擔著不同的責任。

　　概括而言，國家以宏觀的角度來看待分配制度，以政策的手段來調控經濟杠桿，企業則以微觀的角度來看待分配制度，以發展及適應市場大環境為前提，來調控企業內部的收入分配。國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對中小企業發展現狀，更重要的并非是那些立桿見影的影響，而主要是長期的作用，即用人理念的根本轉變，而非短期薪酬上的升、降。

　　目前，中國很多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行業地位低、勞動強度大、企業規模偏小等現實情況，企業員工90％以上都是一線的基層員工，除了技術等級較高的高級技術型員工外，其他技術等(續致信網上一頁內容)級較低的基層員工的薪資都在最低社會工資線以下。因此，以收入分配制度上調最低社會工資線為例，該舉措無疑將使這類基層員工的收入直接上漲，影響非常直接。對于企業而言，以規模有限的汽修、汽配企業來講，其影響也將是巨大的，首先將直接導致中小企業用工成本再次增加。所以從某種角度而言，這一政策事實是再一次加快了中國低成本用工時代結束的進程。

　　事實上，如果繼續壓低勞動力成本，意味著全球制造業所產生的污染會繼續往中國集中；同時原材料和終端產品“兩頭在外”的世界工廠模式，仍無法改變。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越持久，對中國的環境和資源破壞就越深，長遠的角度上也對中國企業的產業發展越為不利。

　　但與此同時，企業利潤與勞動力成本一直以來是勞資雙方的矛盾焦點，企業不可能自覺自愿地提高基層員工的收入，基層員工也沒有能力僅憑自身力量來與企業討價還價，于是才需要政府直接干預，一則通過政策上調最低社會工資線；二則，通過集體議價讓普通工人與企業管理層達成一致，提高自身收入水平。

　　而相比直接導致工資成本的上升，變革所導致的用工觀念變革，會具有更為根本和長期的效果。特別是中小企業，必須徹底轉變基層員工“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種盲目、濫用的用工現狀，以及無限度壓縮用工成本為已達到利潤點的自殘模式，逐步向科學用工、人性化用工轉變。

　　工資上漲是柄“雙刃劍”

　　針對于“最低工資標準5年倍增的建言”，曾有人評論這不過是“政府請客，企業買單”。原因是大家認為，“最低工資標準5年倍增”政府給出的是時間和數據而非具體的措施，真正得以實現的途徑還是企業自掏腰包上調基層員工的薪資。

　　事實上，面臨激勵的市場競爭，壟斷以外的中小型企業正面臨微利時代的挑戰。這類企業的低工資，很重要的原因還在于操作簡單、機械化作業崗位價值決定的，換言之，是由于基層員工為企業所創造的價值有限因此薪酬不高。特別是基層員工在企業員工總量中占有著很大的中小型勞動密集型企業，一旦要落實 “最低工資標準5年倍增”的收入分配政策，一部分基層員工確實是受益人群，而企業如果不上調最低工資無疑將增加招聘難度。此種情況下，如果企業的能力具備，以機械化、自動化代替人工的轉型升級，必將成為首選，而目前城鎮化進程還有待加快，服務業等第三產業還不夠發達，吸納就業的能力相比就業人群的總量，還不夠強大，由此導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必然是就業更加成為社會難題，穩定也無疑受到嚴峻挑戰。

　　仍然以汽修、汽配企業為例，首先，工資“5年倍增”計劃對于很多企業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本來薪酬便一直是其勞、資雙方利益爭奪的焦點，最低工資線的提高除了可能導致市場薪酬水漲船高，以及原本就十分困難的基層員工招聘更加舉步為艱。因為利潤空間本來就十分有限，基層員工人數眾多的汽修、汽配企業對基層員工的用工成本更加敏感，在利潤不變的情況下，被迫大量精減用工、縮小規模。

　　改革“陣痛”難免

　　目前，只有那些原始工資水平長期徘徊于最低工資標準上下，或者近幾年一直沒有漲過工資的企業，才跟進了漲薪的政策。然而，通過提高最低工資從而實現企業各層次員工工資水平整體上升的現象，目前仍屬少見。

　　而由于前期對人力資源市場的不重視及過度使用，中國的很多企業要還清清欠幾十年的人力資源債，對于規模、實力有限的中小企業來說是一場艱難的決擇。收入分配制度中再次提高最低工資低線，更是給中小型企業用人觀念與機制的根本轉變打了一針催生針。所有具備一定專業技能的基層員工，也逐步完成由黑領向轉藍領的轉變。在中小企業用工觀念與戰略上轉變的同時，其原有的收入分配比例也必將隨之而改變，基層員工將不再是從前的簡單的效益工資，將根據其自身的技術等級領取含帶著技術含量的薪資。

　　當然，基層員工的用工成本，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依然是中小型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難題，但隨著技術、科技、品牌、管理等綜合競爭力的提升，也將得到逐步的解決，合理用工、高性價比用工將成為中小企業未來用工的趨勢，低成本用工時代必將不再。應該說，對于中小企業來講，國家政策的規定是一項硬指標，市場大環境、發展的大趨勢將最終推動企業收入分配的變革。原來低用工成本的競爭優勢將不復存在，轉而是向管理要效益，以及以技術、科技、品牌等綜合競爭力最終贏得市場的一席之地。“收入分配方案”之于國家是惠及民生，之于企業則是一個風向標，之于現今社會的大環境更是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