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知識經濟，按國際經合組織（OCEO）1996年定義是“基于知識的經濟（Knoweledge-Economy），知識經濟時代來臨是機遇也是挑戰，挑戰之一就是更多的經濟決策更加復雜和動態，經濟決策要靠專業階層來做，人們對企業家的需求，實際上是對判斷性決策的需求。

 

這種決策（這種決策的特點：邏輯上的多值、知識用量多、準確度高、把關嚴等）是對我們企業組織結構和企業經營者的決策能力的要求，實踐中我們的企業決策水平極低，投資效果較差，表現為我們的企業經濟效益和效率較低，對我國金融安全構成極大的威協，使我們的經濟循環在微觀層次上出現斷裂，在對此現象的分析思路上存在兩個誤區：一是體制的因素被過分放大，掩蓋了人的因素，特別是企業經營者；二是只強調科技的進步，而忽視管理的改進，如同在改革初期我們重文憑教育輕專業技藝，造成工業的仿真能力較低，造成我們經濟發展要素的二元分離。

 

以分析經濟增長著稱的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認為：分析生產力要素貢獻率，除資本和勞動貢獻，還有資源配置、知識進展、規模經濟等要素，丹尼森說的知識進展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它即包括技術的又包括管理的改進，所謂技術與管理是企業發展的兩個驅動輪。

 

其中資源配置特別是人力資源配置的改革，對于解放生產力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總結20年中國改革成功經驗，美國蘭德公司的研究報告指出，人力資本是轉制的決定因素。無論什么制度都是由人來實現，“理性預期理論”使我們對制度與人的“博弈”過程

 

有一個更加符合現實的認識，注意人與制度“博弈”的互動，“中國改革中最深遠意義的變化是與經濟體制中人力資產有關。人的素質最大程度地決定了改革的環境與改革的進程。”（胡鞍鋼1998），我國社會的二元結構中，農村改革實現聯產承包制，把生產資料與個人勞動相結合，農村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而城市的改革如何實行符合經濟規律的人力資源開發，特別是“企業家”這一個經濟增長中的稀有資源，是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和研究的。在知識經濟體系中，人力資源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資源。

 

二、企業家的定義

 

對于企業家的定義和描述可以分成四種：（1）制度經濟學派的“技術結構階層”；（2）熊彼特的“創新功能說”；（3）卡森的“企業家判斷（Entrepreneurial judgement）說”；（4）我國實際生活中的企業家定義，是將經營者如廠長經理（Manager）當成企業家（Entrepreneur）；制度經濟學派從“技術決定論”出發，認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決定社會權力轉移和社會制度演進，在封建時代的最重要生產力要素是“土地”，在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生產力要素是“資本”，當儲蓄超過投資時，資本的決定力下降，步入后資本主義時代（現代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生產力要素變成“專門知識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組織形式”，理論知識成為社會核心，成為決策的依靠，這時權力也從資本家轉向“技術階層”，技術階層是指科技人員、管理階層。美國經濟學家小阿爾佛雷德。錢得勒稱這是“經理革命”；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研究從公元900至1700的西方經濟史研究，提出制度的產生是源于交易成本的節約，企業制度的設計成為經濟學界的焦點。同一時期，科斯的《企業的性質》使我們可以從產權決定角度研究企業和企業家，近年來我國國企改革目標就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希望從產權關系下解決企業經營者的激勵、約束、監督等問題；根據產權理論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產生委托代理關系，企業家的角色就是資產的代理人，

 

擁有企業法人財產所有權；“企業家”這個詞16世紀出現在法語中，即指揮軍事遠征的人。18世紀法國人用這個詞定義其它種類冒險活動的人。1755年，法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坎博龍將企業家精神定義為“承擔不確定性”；1815年，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第一次將企業家列入經濟發展的

 

要素之一，盡管薩伊忽略了資本形成的創造性和責任心—企業家精神重要的兩翼。1942年“創新主義經濟學之父”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比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中，使“企業家”這一獨特的生產力要素成為最重要要素。熊比特指出，所謂創新就是企業家對新產品、新市場、新的生產方式、新組織的開拓以及新的原材料來源的控制調配，企業家被稱為“創新的靈魂”。熊比特在其《經濟發展理論》中指出，經濟發展是動態的，是對現存的均衡狀況的改變。經濟發展不是因為人口、欲望狀態、經濟和生產組織的變化這些被稱為“生產擴張的外部因素”，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才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才是經濟增長的內在因素，也就是說，創新是增長的靈魂，創新是公司成長迅速的原因。特別是在今天，傳統的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進步，創新精神十足的小公司發展超過傳統的大公司，美國小企業局的統計表明，新公司創造的新產品比大企業多250％。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一項研究認為，新公司每一美元研究與發展費用所獲得的創新利潤是大企業的4倍，新公司創新進入市場平均是2.2年，而大企業是3.1年。

 

創新是企業家精神的內核，創新，對傳統生產力要素的重新組合，使企業家成為企業的催生婆或者是走出困境的領路人。美國克萊斯勒公司巨額虧損，福特汽車公司的總經理艾科卡走馬上任，一舉扭虧為盈，同樣的企業同樣的員工，僅僅是企業領導人就發生這么大的變化，似乎在用實踐說明企業家的真正價值。

 

卡森（Casson.Mark）對企業家和企業家職能的界定，卡森認為企業家的功能是企業家判斷（Entreprenurial judgement），企業家就是專為稀缺資源協調做出判斷的人，在企業家功能上，除肯定熊彼特的“創新功能”外，提出（1）套利功能，（2）創造市場的功能，企業家通過中介和內部化兩種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制度，促使市場的形成。

 

反思中國企業主要是國企的改革歷程，發現國企經營者的選擇用過了委任、任命、承包等企業制度，均未有令人滿意的效果。我國學者認為中國企業根本就是“企業家缺位”，經營者只是“國家的干部”；更有學者認為如果沒有經營者選擇機制的建立，實際上我們的經營者平均經營能力不會比總人口的平均能力高多少，我國國企虧損面達40％以上，除了其它因素外，經營者的選擇不當是最大的問題，以國企的經營者為例，沒有經營者的進出機制、淘汰機制，經營者隊伍仍然維持在一種令人難以滿意的水平。

 

在中國，“董事長不懂事”的尷尬事情常有發生，經營者的素質不如人意，以深圳國企為例—盡管深圳國企擁有全國國企第一的經濟效益高、管理層知識結構高的雙高特征，深圳市市長李子彬在一次公開講話中道出深圳國企老總一串令人憂慮的數字：52％對主要經濟指標只知大概或根本不清楚；15％了解香港同行前十名主要經濟指標變化；47％不知道反傾銷和傾銷基本定義；49％對國際互聯網一無所知……面對“海外兵團”和“私營兵團”的平等競爭，國企經營者的年齡

 

結構、知識結構不合理等弱點越發明顯。深圳市市屬33家企業，管理層平均年齡50歲以上占58％，未形成年齡梯次結構的有11家，李子彬市長憂慮：大企業集團領導層平均年齡已在55歲以上，10年間將有大批經營者到退休年齡。

 

在企業家知識結構上也存在嚴重的缺陷，李子彬認為這種缺陷可能會成為企業的致命傷，目前領導層中，管理類專業占0.6％，理工類占19％，文史哲類占0.5％，經濟類占0.5％，其它類占53％，無專業的占12％……

 

所以，在我國習慣上把廠長經理稱為“企業家”，“這樣的稱謂也表達了希望廠長經理們能夠擁有更大的企業經營決策權，發揮更大的主動性和創新精神，所以，我們也不妨認同這一稱謂。”（金碚：《當代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1998）

 

公共選擇理論告訴我們，如果企業（或政府）失敗，我們不應單純從經營者是否正直上去尋找原因，而是應該檢討制約和選拔的程序和規則等制度層面的問題。